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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统将《文选》诗歌作品分为二十三类，其分类及选篇规则，不仅具有诗歌类型、题材的研究价值，也有体裁、风格、艺术手法等方面的多重意义。在《选》诗诸多类别中，“祖饯诗”尤为值得关注。饯别主题是历代文士不断吟咏的永恒话题，然而其体式特点及表现手法等不尽相同，需要详加辨析与考察。《文选》共收录魏晋南北朝时期七位诗人的八首经典作品，诸多作品的艺术手法却是各具特色。《文选》中的祖饯诗皆为五言诗，由于受到时代风尚、个人才情等因素影响，其体式结构、创作模式及艺术风格等各不相同。明清文士对于此类诗作的“正变”之分，流露出对于同类诗歌主题创作的辨体意识。循此思路加以研究，不仅有助于考察六朝祖饯诗的源流及演变历程，也利于深入探析此类诗歌的艺术规律及创作特点。
在《文选》祖饯诗类目之下，李善注引崔寔《四民月令》曰：“祖，道神也。黄帝之子，好远游，死道路，故祀以为道神，以求道路之福。”祖饯诗原本与“祖道”仪式紧密相连，汉魏时期，祖饯诗中的“祖道”仪式逐步弱化，其饯别的实际功用更为凸显。《古诗十九首》以及“苏李诗”中，不少诗作涉及饯别主题。如《古诗十九首》“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之类离别场景描写，以及“苏李诗”中的诗句：“携手上河梁，游子暮何之？”“良时不再至，离别在须臾。屏营衢路侧，执手野踟蹰。”“我有一樽酒，欲以赠远人。愿子留斟酌，叙此平生亲。”其中对于饯别地点、赠别情景以及情感抒写更为细微，开启以五言创作祖饯诗之先河。不过，《古诗十九首》中和“苏李诗”有关饯别的诗作，一是作者存疑，不便于作为代表作家的典型诗作而推举为“祖饯诗”的典型，二是内容相对驳杂，“饯别”主题不够凸显，因此萧统将二者归入“不拘流类，遇物即言”的“杂诗类”。
建安时期是“五言腾涌”的时代，曹植又是建安诗人的杰出代表，从其《送应氏》二首的诗题来看，更加契合“祖饯诗”的饯别主题和类型特点，因此萧统将此列入“祖饯诗”之首。此二首作品在话题、语汇、结构等方面，皆受汉魏时期祖饯诗传统的影响。《送应氏》其一写道：“步登北邙阪，遥望洛阳山。洛阳何寂寞，宫室尽烧焚。”此首作品“从洛阳起兴”，将惜别伤乱的主题揭示出来。汉末董卓之乱，洛阳的残破景象因此成为一种典型文学话题，在曹操、王粲等人的笔下皆有书写，曹植对此有所借鉴和发展。语汇方面，《文选》李善注提供了相关线索，如《送应氏》其一“念我平常居，气结不能言”，《古诗》曰：“悲与亲友别，气结不能言。”其二“清时难屡得，嘉会不可常”一句，李善注：“李陵诗曰：‘嘉会难再逢’。”又如，“山川阻且远，别促会日长”一句，与《古诗》“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句法相似。结构方面，二首诗作的首篇以应氏为写作视角，主要写去路之荒芜；第二首则结合清平之日难得，叙写留别之辛酸。此诗和汉代古诗侧重于单一场景的谋篇结构、复叠婉转的抒情方式有异曲同工之妙。与《送应氏诗》其一相比而言，第二首更具祖饯诗的典型性，与汉魏祖饯传统更加关系紧密。何景明曰：“此专送别意”，《文选评林》眉批：“此有‘河梁’遗响”，所谓“‘河梁’遗响”，正是对于以“苏李诗”等为代表的汉魏祖饯诗的继承与发展，萧统将曹植《送应氏》列为祖饯诗之首，其典范意义不言而喻。
曹植的《送应氏》依次叙写社会背景、描摹饯别场景、寄托惜别之情，诗作结构清晰、层次分明、主题突出，可谓祖饯诗的“正体”，而《文选》祖饯诗中不乏“变体”。如西晋孙楚《征西官属送于陟阳候作诗》，除了开头“晨风飘歧路，零雨被秋草”以及结尾“乖离即长衢，惆怅盈怀抱”之外，全篇主体部分大谈玄理，何焯《义门读书记》评曰：“漫浪无归，等于狂易。时方贵老庄而见之于诗，亦为创变，故举世推高。”此作游离于饯别主题之外，而将老庄的齐物论思想以及达人知命的观点融入诗中，虽为祖饯诗变体，却在当时备受推崇。又如，谢灵运《邻里相送方山》，何焯评曰：“留别邻里，借以自解于徐、傅，又变体也。”此诗主题虽然为离京赴永嘉为官、送别故旧，其背后意图却是“自解于徐、傅”，当时徐、傅二人把持朝政，谢灵运政治失意，因此寻思远离政治中心，首句“祗役出皇邑，相期憩瓯越”，一个“憩”字，道出其半官半隐的政治姿态，也是向徐、傅二人表明立场。再如，沈约《别范安成诗》，何焯评曰：“清便婉约，自成永明以后风气”，沈约此诗不仅语言清新、风格流转，写法上也在《文选》祖饯诗中独树一格，诗中“勿言一樽酒，明日难重持”的款款深情，是对“苏李诗”的致敬，也是诗人经历暮年之别的深层感伤。
何焯所言“变体”，侧重于诗歌主题、艺术风格等方面，除了上述被何焯誉为代表性“变体”的诗作之外，《文选》祖饯诗作品也是风格各异、笔法灵活多样。首先是场景描写，八首作品饯别场景不一，写法各异。或是描写战乱背景，叙说伤乱惜别之意，如曹植《送应氏》二首；或是宴会饯别，如潘岳《金谷集作诗》；或是三人饯别，如《王抚军庾西阳集别作诗》；或是暮年之别，如沈约《别范安成》。如此，由于饯别情景之异，《文选》祖饯诗也融入宴会、景色、时节、人物、交通等多样描写，与汉代较为单薄重叠的饯别情景不同，魏晋南北朝的诗作场景刻画更为丰富细腻。诗篇结构方面，六朝祖饯诗也呈现出多样性。如孙楚《征西官属送于陟阳候作诗》，此诗前后两部分送别，主体部分则为“忧乱之诗”。再如，谢瞻《王抚军庾西阳集别作诗》，诗作以“方舟新旧知，对筵旷明牧”发端，依次叙写“举觞”“榜人”“发棹”等饯别行为及情境，诗篇环环相扣、意脉相连。又如，谢灵运《邻里相送方山》，诗作以“祗役出皇邑”点明饯别之由，又以“各勉日新志”之类勖勉之词收尾，全诗首尾相连、前后呼应。再者，意象抒写方面，尤其是饯别地点的叙写，诸多诗作中提及饯别地点有河阳、方山、新亭、歧路等，这也成为六朝祖饯诗的典型送别地点及诗歌意象。诸多诗作中的自然物色意象也是丰富多彩，如孙楚之“零雨”、潘岳之“青柳”、谢瞻之“颓阳”、谢灵运之“衰林”、谢朓之“苍梧”，皆能直书即目、情景交融。语言风格方面，六朝祖饯诗呈现出由散趋偶、由质趋华的总体倾向。曹植的诗句“山川阻且远，别促会日长”尚留有汉诗遗韵，而谢瞻“颓阳照通津，夕阴暧平陆”、谢朓“云去苍梧野，水还江汉流”，此类诗句对仗工整、音律严谨，已经接近于五言近体诗。
《文选》祖饯诗选篇精当、多为名篇，代表着六朝时期祖饯诗创作的典范样式。以《文选》祖饯诗为代表的诗作，其艺术风格及创作手法的多样性，在饯别诗史上具有重要历史意义。首先，突出了饯别主题。萧统之所以不将“苏李诗”归入祖饯诗，很大原因在于其饯别主题不够明确。纵观《文选》所录八首祖饯诗，其在诗题、场景、内容主旨等方面有关祖饯主题的叙写大多较为清晰明朗。例如，诸篇诗题中皆有“送”“别”字样，且大多有赠别对象。诸诗中的饯别场景，虽然也融入了公宴、山水等主题，但饯别主题大多较为凸显。特别是南朝的几首诗作，多紧扣饯别而展开，或是主客对照，写离别之忧；或是写暮年之别，叙相思之苦，饯别主题的凸显，也意味着祖饯诗成为南朝重要的诗歌类型，对于唐代饯别诗创作的兴盛颇有影响。其次，丰富了表现手法。诗体流变的过程，其重要表现就是艺术手法的变化。从曹植质朴敦厚的《送应氏》，到沈约清便婉转的《别范安成》，其艺术手法并非日趋繁复，而是试图突破以往固有的祖饯诗创作模式，通变以求新。例如，对于饯别情景的描摹，诸篇作品不尽相同，或是前后呼应，或是铺排直叙，或是化繁为简，笔法各异、姿态万千。再者，强化了情感内蕴。送别是人类永恒的话题，而六朝祖饯诗情感内蕴或含蓄隽永，或质朴深沉，情感表达方式不尽相同。综观《文选》祖饯诗，呈现出由写境到写意的情感表达模式。曹植《送应氏》从社会乱离背景着笔，写离别难会之境；谢瞻《王抚军庾西阳集别作诗》描摹细腻，刻画出三人离别的眷恋之情；而沈约《别范安成》并未刻画送别之境，而是重在写意，道出了暮年离别的悲苦之意，因此孙月峰评曰：“一味说意，清空彻骨，是孟襄阳所祖”，此种写意笔法，对于唐代诗人如孟浩然等颇有影响。
《文心雕龙·通变》曰：“望今制奇，参古定法”，一方面，文学作品需要学习前作，以求体正；另一方面，作家也需要关注时代特点，寻求新变。《文选》祖饯诗的正变之分，也体现出诗风变迁的时代特点。严羽《沧浪诗话》曰：“体制随异”，汉魏六朝五言诗发展，具体到不同诗类，不同题材主题，其表现手法、情感内蕴、风格特点亦有不同。所谓“变体”，首先是时代之变，正如孙楚临别以谈玄，此是受时代思潮与创作风尚的影响，因而在六朝祖饯诗中别为一体。变体，也体现出作家创作的个性特点。许学夷《诗源辩体》曰：“非有才不足以济变”，《文选》诗歌中很多作品，皆有作家追求个性、寻求新变的主观追求。如左思《咏史诗》，借咏史以咏怀，情感起伏顿挫，左思一改班固质木无文的咏史诗艺术风格。又如，郭璞《游仙诗》，寄托个体情志、文多自叙。正变之分也可以随时转化，某类诗歌作品典范意义的确定，往往由于作家的“望今制奇”而独抒怀抱，其变体遂成为后世典范，往往也能转变为“正体”。文学创作的体用关系颇为复杂，沿袭与创变、变与不变，情感与审美的时代性与多样性，也影响和牵制着文学作品的新变之路。不过，无论是正体还是变体，其创作特点、写作模式及艺术规律会指引后世作家，去不断追寻文学史上的“同类竞作”。谢瞻《王抚军庾西阳集别作诗》中的一句“离会虽相亲，逝川岂往复”，杨慎曰：“‘离会虽相亲’，杜子美‘忽漫相逢是别筵’之句实祖之。”在文学创作的定法与制奇的游戏规则中，历代作家寻求继承与突破，《文选》祖饯诗的典范意义或许正在于此。
（作者：宋展云，系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宋展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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