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成式AI在创作中的应用
陈楸帆(科幻作家):因为我有在科技公司工作的经历,所以对人工智能比较敏感。大概在2017年,我就开始建设自己的语言模型,用自己写作的材料去训练它,生成语句,然后把生成内容放到写作当中。我前几年出版的作品《人生算法》(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1月),有些故事的创作就采取了这种方式。
ChatGPT的出现颠覆了我们的想象。它不是像我们原来想生成什么就放进去什么内容的过程,而是一个复杂的人与机器共生、共同写作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会对自己的写作有非常多的反思——它让人理解到自己的边界、惯性在哪里。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现在我可能会用它来做“头脑风暴”,或者生成对某个场景非常细致的描写;或者把一段话输入进去,让它调节一下风格,让内容变得诙谐或严肃一点,或者使内容更接近某个作家的风格。ChatGPT几秒内就可以生成一段接近要求的内容。但这是一个反复迭代的写作过程,它与我们传统的写作方式是完全不同的。它在可见的未来会改变很多领域,写作也是其中之一。我即将出版的一本书,封面就是我用AI(人工智能)工具生成的。我看了出版社请设计师设计的封面,觉得跟我想象的有些距离;我就想自己来,用AI生成了多个版本,然后让设计师设计了字体。
这个时代提供给我们非常强大的工具,包括创业的工具、写作的工具、设计的工具。这也让我们思考原创性的边界在哪里,人类的主观能动性在哪里,被采集数据者是否也拥有一定的权利,这些问题处在迷雾当中,尚待被理清和讨论。
王威廉(中山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作家):2010年,我在出版社上班,单位早先考勤使用纸版打卡,后来就是指纹打卡,采集每个人的指纹。当时我要写一部小说,我想,假如一个人没有指纹那怎么办呀?受此启发,我写了小说《没有指纹的人》(《山花》,2011年第11期)。当时我想的是,指纹可能会成为人类生物特征识别的主要方式之一,其次可能是虹膜;但是谁能想到我们现在已经不再讨论指纹打卡了,更多的是人脸识别。这十多年来,我们对科幻与现实的书写,至少在表层是失效的。
2016年,在北京有个纯文学作家与科幻作家的对话活动。主持人说,相信未来人工智能可以取代作家写作的人坐一边,不相信的人坐另外一边。大家分成两个“阵营”。我发现纯文学作家全都坐在不相信的那一边,科幻作家都坐在另一边——AI可以“打败”人类。我们当时内心特别震撼:他们为什么会相信AI能“打败”人类?他们忧心忡忡,说人工智能发展的速度是超出我们预期的。当时看了微软“小冰”写的诗,我就在想,AI的创作有很强的模仿性,是很难超过人类作家的。
此外,对于这些作品写得好或不好,评判的标准在人类的手中,阅读的感受也在人类的心中,AI写作或者生成内容只是语言模型的产物。但是对人类来说,我们是带着某种情感和某种目的去写作的,这让我们需要坚信人类的写作是可以超越人工智能的。
生成式AI的不足之处
陈楸帆:我试过用ChatGPT去翻译,它比我用过其他的翻译软件要好,它翻译的流畅性达到了新的高度。但有一些更微妙的东西,包括文化上的符号、引用历史的典故,多义性(比如双关)的处理等,需要高语境信息帮助AI去理解;可能随着数据量的增大,AI能够理解这类内容。
我们所有的语言数据并不会平等地输入到AI供它“学习”,比如ChatGPT,用以训练它的资料中有92%是英语,其他的语言只占极少的比重。因此,从根本上讲,ChatGPT是以英语为主导的语言模型。
王威廉:ChatGPT的工作中,较为准确的部分是翻译,只要不是特别具有乡土特点和地方性文化的小说,它翻译起来应该问题不大。但是,明显的不足之处是它会虚构信息。我们任意输入一个作家的名字,或者虚构一个作家,ChatGPT有时会说是有这么一个作家,他写过哪些作品,说得有板有眼。如果不知道真实情况且难以核实,人们会以为这是真的。这种情形正在污染我们的“文化库”“知识库”。
中国科幻作品在世界科幻版图中的位置
陈楸帆:中国科幻作品在世界科幻版图中的位置是与我国发展的历史高度同构的。从改革开放初期到现在的40多年,中国社会处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一直在吐故纳新。表现在科幻创作上,也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出现爆发式的增长,近20年的增长速度更快。中国的科幻小说快速走向世界,这与中国步入全球舞台、进入全球视野的步调是一致的。在这个过程中面临一个主体性的问题,说得更通俗些,就是文化自信的问题。在一个原本既定的版图里面,一个以西方为主体、为中心的版图里面,怎么找到我们自己的主体性,怎么找到自己的定位?很多人会问,中国科幻相比其他地方的科幻到底不一样在哪里?人们不会这么去问美国科幻,不会说美国科幻到底不一样在哪里,因为它已经变成一个心照不宣的标准模式。
这也不是现在能够盖棺定论的问题,它需要经过相当长一段时间的积累,包括作家作品的积累、美学风格的积累、题材的积累。当中国科幻成长到足以跟欧美的科幻相提并论时,我们可以回头总结出它的特质、美学特点、模式等。
作为身处其中的一分子,我们要去交流,去连接,让外面的人更多知道我们在做什么、写什么、想什么,从他们的反馈中确认自己位置发生的变动;需要有参照物才能确知自己的位置和方向,不止于科幻,科技、文化、艺术也是如此。
王威廉:中国科幻有一种可能性——在未来10年有很多技术会实现,这是世界关注中国科幻的一个原因。科幻本就应该具有“预言”的功能。当下科技现实所诞生的文学都具有合法性,只是路径不同。百花齐放时,每一种植物、每一棵树都是美丽的。如果艺术家、作家没有这样的自信,创新就很难持续。
关于中国科幻电影的可能性
陈楸帆:科幻是一个热点题材,也有市场热度,但真正成功的案例并不太多。今年上映的《宇宙探索编辑部》很难说它是不是科幻片。它更像是借科幻来讲人生道理。这是我更希望看到的方向,成功的科幻并非必然走工业大片的道路。
《流浪地球》容易获得关注,出品方的决策也会从之前成功的案例中寻找依据,但高度的同质化也会把路越走越窄。年轻的创作者需要有尝试的机会,拍出他们心目中不一样的科幻片,包括短片、动画片,甚至有实验性质的作品。如此,科幻的百花园才可能会百花齐放,创作生态也会更加健康。
王威廉:2019年春节,我去电影院看了《流浪地球》,深受震撼。那种震撼不是因为此前没有看过科幻大片,而是第一次看到中国的科幻电影能有这么好的呈现,感觉中国的电影工业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做出《流浪地球》这样的效果不容易。随着未来人工智能的发展,电影工业的成本也会不断下降,科幻的各种可能性也值得探寻。此外,充满科幻感的事物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屡见不鲜。捕捉到这样的时刻,把它们写出来、改编成电影,这样创作出的作品可能会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有更多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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