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书者说】
(资料图片)
《增广贤文》有“羊有跪乳之恩,鸦有反哺之义”的记载。拙著《知哺集》,便是取这一层意思,历数人生路上诸多恩情往事。承蒙江苏凤凰出版社厚爱,这一作品得以忝列该社“凤凰枝文丛”系列丛书,使我有机会与更多的读者分享书中故事。
“恩”字,最早见于甲骨文,其上部形态是一个人伸开四肢躺在草席上,下部则是一个“心”字。文字学家将其解释为人的内心能够感受到自己的依靠和凭借所在,所以《说文解字》释“恩”字为“惠也”。其实这里已经包含了两层要义:一是得到恩惠,二是心有感知。我个人将其理解为因“知恩”而“生情”,这本《知哺集》,大约也按照这个思路,来讲述我60年来人生道路的知遇与感恩之情。
书中“亲炙”“至恩”“滋学”三集,汇集了小学以来诸多嫡传师长对我难以历数的哺育、教导和提携帮助。没有他们,也就不可能有如今作为学者的我。
60年前,没有小学班主任发给我的一张借书证,也就不会培养起我对书籍的强烈兴趣,并走上终生与书为伍的学术道路。中学时代,没有徐世政老师的精心培养和特别关怀,我便不会从一个连颜料名称都认不全的中学生,成长为能够用油画绘制巨幅人像的专业美术工作者和中学美术教师。从小学开始,上大学就一直是我的人生之梦,“文革”十年,高考中止,处于适龄期的我无学可上。高考恢复后,幸得同事祝恩堂老师出手,帮我圆了大学之梦。不仅如此,他还将他的中学老师王多闻先生推荐予我,辅导我备考研究生,使我能有机会继续深造,继而走上职业化的学术之路。
进入大学学府后,能遇到刘叶秋先生,可谓我之幸!尽管大学时期,我在王多闻先生指导下用了三年时间备考研究生,但在严格意义的学术研究面前,还是一脸懵懂。是恩师刘叶秋先生严师慈父般的关怀和教导,一步一步把我引向学术的殿堂。在学术方面,大到学术方向确定、论文选题指导,小到文章作业文字的斟酌,刘叶秋先生无不悉心指导。至今,我还保留着一些先师为我修改文章、书稿的手稿。在生活方面,我受到了恩师一家无微不至如亲人般的关怀。从1982年我第一次去北京拜见恩师到1995年师母去世,十三年间,只要我赴北京,先师家必定是我与他们全家同吃同住之所。“名为师生,情同父子”,恩师曾如是评价他与我之关系。
孙昌武先生在佛教文化研究方面具有重大影响,但很多学界朋友只知道他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却很少有人知道,他付出了多么艰辛和难以想象的努力。他在东北营口小城的十八年间,从未忘学术之志,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刻苦钻研学术。很多人并不清楚,20世纪80年代他井喷般轰动学界的诸多研究成果,其实很多都是在一个小城取得的。作为陪伴他多年的同事与后来的学生,他坚忍不拔的精神,是我从他身上获得的最宝贵的财富。
除了亲炙恩师,对我的学术积累和成就起到相当大的帮助作用的,还有不少学界德高望重的大家。其中朱一玄先生、程毅中先生、卞孝萱先生、敏泽先生,对我的学术提携和各种泽惠难以尽书。
我深有体会的是,“恩”与“情”两个字,密不可分。因恩方可知情,而知情,则能更加深刻地体会“恩”。书中“至情篇”,便是这样思考的产物。
书中所记述的师母汪元澂先生,是刘叶秋先生的结发妻子。她虽然没在学问方面给我更多指导,但却是我难以替代的人格导师。其中让我铭刻在心的有两方面,一是她在极端艰难困苦情况下对家庭表现出来的情感和责任,二是她本人那种刚正不阿的傲骨和一身正气。
庞朴先生和刘泽华先生与我不但没有直接师生名分,连学科和研究领域也有很大跨度。但岁月的历练,不但让我视他们的学术成就如高山般仰止,人生志趣的吻合更让我有幸与二位大师成为忘年交,在他们的指导下进行学术合作。
书中文章,写于不同历史时期。三十年的写作过程,不仅是我回忆咀嚼往事、表达感恩的过程,更是自己在其中获得精神净化和灵魂荡涤的过程。我想,这不但对于一位学者而言尤为重要,对于读者而言,或许也能共同体会到其中的敬畏与欣喜之情。
(作者:宁稼雨,系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宁稼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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