枣树在北方是很常见的树种，不惧贫瘠，生命力旺盛。
在我老家院子里也有一棵枣树。它树干粗壮，枝叶散开足有七八米，遮住了大半个院子。听母亲讲，这棵枣树和姥爷同岁，是一棵从山里刨栽的野枣树，比一般的枣树生命力更强。后来，姥爷参军入伍，留下枣树固土守家，家里人将它当做姥爷的“本命树”。那些年，全家人也是靠着这棵枣树才熬过了灾荒。
(资料图)
这棵枣树下有几块石磨，是母亲怀我的时候，姥爷专门从老磨场扛回来的。在农村，锄头一撂，有个遮蔽和坐的地方就可以谈天说地。姥爷常说：“有人气，接地气，以后出生的孩子才有筋骨，咱们家又要出一个好兵坯子啦。”
“捡枣咧！”记事起，每当秋风吹得枣树沙沙作响，我都会在姥爷的吆喝声中，在院子里捡拾掉落的红枣。
姥爷是个老兵。小时候，我最喜欢听他讲当兵打仗的故事。在枣树下、石磨上，一老一小，姥爷抽一口旱烟，我就递上一杯浓茶。当兵，是姥爷每次谈起就停不下来的话题：“我们二十几人在山沟沟里一待就是半个月；大炮用不上，地形不熟悉，我们就把炮拆开上山，几百斤的炮筒炮架，一个排抬着满山跑；每次开炮，弹从天降，敌人在林子里到处搜索，也没有找到我们……”
在一次战斗中，姥爷的腿受了重伤，康复后行动不便，只好退伍返乡。回到家中，枣树依旧挺拔如初。他时常抚摸粗糙的树皮，拍拍粗壮的树干，抬头望向弯曲交错的枝桠。红似玛瑙，绿如翡翠，半红半绿如画似漆的果实，在他眼中漾动着霞光碧彩。
姥爷凭着在部队的锻炼，再加上学过记账，又是党员，就担任了县里棉花站的站长。然而那些年，我父亲家境一般，两家虽是对门，却只有院里的枣树是一样高。父亲高中毕业后也参军入伍了。父亲与母亲是自由恋爱。也许是因为军人情结，姥爷也看中了这个一穷二白的“兵姑爷”，让父亲与母亲结下了这“门当树对”的姻缘。后来，他们结婚时，两家的回赠礼正是两筐红枣。
20世纪80年代，家乡农田是大块的盐碱地。地里的庄稼稀稀拉拉，只有棉花收成不错。没过几年，棉花种得多了，大片土地失肥，田地更加贫瘠。村里家家最多的粮食就是枣了。
有一年，村里的年轻人响应号召，挖沟通河。姥爷没有和家里商量，就拿着锹镐加入挖河队伍。“腿脚都不利索，凑这个热闹干啥……”面对姥姥的唠叨，姥爷每次都一言不发。等姥姥讲累了，“我去挣工分了，那边管饭”，姥爷边说边提着一小麻袋干枣出了门。
姥爷是公职人员，有津贴，说是要去挣工分，其实就是去义务帮忙。对此，姥姥有些不理解，两天没让姥爷进家门。但她还是每天让母亲在门口放一笼蒸枣，自己偷偷在窗檐上看。到了饭点，看到姥爷拿走蒸枣后，她才招呼家里吃饭。
那段日子，姥爷和一群结实的山东汉子，喊着号子，打桩挥锹，将坑坑沟沟连在一起。每家每户的“枣粮”成了工地特供。由于棉花收成不好，姥爷作为责任人在镇上作了检查。但听家里人讲，那一年，是姥爷退伍后过得最开心的一年。通河那天，姥爷特地换上了旧军装，胸前佩戴着党员徽章，走上河渠，格外精神。
如今，家乡大片盐碱地在黄河水的浇灌下变为良田，乡亲们家中的粮由枣变成了玉米小麦。但枣树却从未退却。每当我走在河渠旁，总会在水面上看到几棵熟悉的树影。这些枣树扎根河畔，守堤护坝，枝叶在微风中轻舞，闪耀着碧绿油光。
那些年，我们全家与枣结缘，姥爷在我心中更像是扎根在家乡土地上的一棵枣树。在姥爷的影响下，我也成了一名军人。睹物思人，每当看到院中依旧繁茂的枣树和地上冒出的小树苗，我的眼前都会浮现昔日我们一老一小在树下吃枣品茶的温馨场景，仿佛他未曾老去，也未曾离去。（■商洪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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